1 中国衬衫的故事
讲故事的人是世界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一件在中国加工的Hugo Boss衬衫，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Saks Fifth Avenue百货公司的零售价是120美金，在这120美金中渠道商Saks Fifth Avenue赚了72美金(60%)，名牌商Hugo Boss赚了36美金(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金(10%)”。
科特勒甚至说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很可能只以9.6美元(8%)的报价在抢订单。
中国制造商处在商品价值链的低端，且面临着美欧不公平的贸易保护的壁垒。中国勤劳的打工妹(仔)们日以继夜地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使自己富裕起来。科特勒也在提问:“既然中国有能力生产出120美金一件的衬衫，为什么只能获得9.6块美金的收人”。科特勒继而忠告:“一个只关注价值中最薄弱环节的产业政策是不能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2 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工业发展道路
这是当前经济学界、管理层、媒体和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也是由于新一轮经济高位运行和重化工业化过程加速，以及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下，所引发的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思考。
(1)中国能否绕开重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重化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使人们又堕人了前几年知识经济和新经济风靡一时时一些未来学家(如托夫勒)的浪漫遐想:中国可以绕开工业化发展阶段而直接进人信息化时代。问题就出在人们用西方先行国家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思维方式去考量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问题。世界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人口合计7亿人遇到了中国13亿人口挑战西方工业物质文明利益分配的逻辑和规则。不让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分享人类工业物质文明的成果是不现实的，中国13亿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是无法替代的。中国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对人类和对世界都不是灾难性的，而是积极性的，相信人类的力量，以及中国人的智慧，我们既不会自掘坟墓，也不会殃及别人，这20年的发展证明了中国人的能量、责任感和不断调整自己的能力。中国是无法绕开重化工业化的历史发展阶段。
(2)中国当前重化工业热潮是如何引发的?
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只认GDP的干部考核制度;生产型增值税导致的重复建设;土地、劳力、资本等要素价格扭曲所引发的过度投资。
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化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原因在于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消费特征发生了变化:从衣食消费向住房、汽车和通讯转化;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带动了制造业发展的加速，重化工业化特征明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区域增长竞争主导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分地责怪地方官员是不公平的。
(3)重化工业化热潮带来了什么后果?
正面结果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愈来愈大，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5%，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8%,但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11%和13%。中国因素愈来愈大，随着贸易额的扩大，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我们卖什么，什么就跌。1.4万亿美金进出口总额的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始料未及，连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的权威预测也失水准。不经意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从中国经济崩溃论到威胁论，再到推动论，中国经济在取得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仍有一个长期向好的预期。
重化工业化热潮的负面后果也很明显: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承受了环境污染，加剧了贸易摩擦，背负着“倾销”恶名而利润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而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因技术、品牌、营销渠道都不在我们手里，且贸易大国的地位与在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和价格的制定中却少话语权的尴尬处境相悖。
中国面临着两难选择，但过度地对资源能源环境约束的唱衰也是不确当的，世界上尚甚难找到一个没有资源能源环境约束的国家，当前我国一次能源自给率达94%，高于OECD国家的70%,2020年能源自给率也不会低于80%。中国人也没有肆意浪费能源，加0 年人均一次能源费:OECD7.9t标煤/人，世界2.0t标始人，中国1.05t标煤从，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仅是OECD国家的1/8，世界人均的1/2。
(4)对外开放是否过度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之一，对外开放的20年经济实力大增，居民收人翻番，吸引外资居世界前列。世界多数经济学家也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是FDI(国外直接投资)最成功的国家。
截止2005年年底我国FDI已累计达6224亿美金，排行在世界前3一4位，余额约4000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现FDI600亿美金，居世界前三位，约占世界对外投资的10%。
FDI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和销售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但负面影响是对民族工业的“挤出效应”，资源、能源、环境的超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市场换技术”的亏空，不要说高端产品，就连日常的洗漱用品，市场也被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日本的花王和德国的汉高所席卷。
一种意见是:减少FDI，给民族工业以发展机会，短期承受GDP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失业增加的苦痛。
一种意见是:“中国经济不存在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的问题，我们想占产业链的高端还没有能力、没有品牌、没有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我国只能老老实实再走十年的加工贸易的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二十年”。"2003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按购买力评价(PPP)修正后仅为20%左右，低于德、美、日，FDI余额占GDP18%, 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2%，均小于27%和12.2%的世界平均水平。”
印度2004年FDI为80一90亿美金，扬言到2010年要累计达到3000亿美金。上世纪90年代以前，FDI主要集中在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在于产业的水平分工，90年代以后FDI明显地趋向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在于产业的垂直分工，且势头正旺，你不承接转移，别人就会承接。何去何从，是进?是退?得要有一个战略把握，关键是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结合国情找中自己的位置— 差异化生存之道。
(5)政府干预是否过度了?
是政府，还应是市场主导经济始终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我国主流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者们否定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认为“政府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并且提出:“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倡导政府只安于做“守夜人”。而东亚国家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且很成功。如何把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始终是考验中国政策决策者智慧和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拉美化陷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点主导的“华盛顿共识”所导致的恶果)的阴影始终是中国人所挥之不去的，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政府干预和自主发展的欲望。
